谁来监管“电子警察”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徐天
发于2021.4.26总第993期《中国新闻周刊》
广东佛山一高速路口的“天量罚单”，将电子警察推上风口浪尖。
位于佛山市的广台高速43公里200米路段，6车道的分岔口处只有1条车道通往左侧， 科技时代网，因地面标识不清，导致司机往往在岔路口才意识到要变道，出现了大量的压实线违法。有人从空中俯拍此路段情况，3分钟内有27个车主违法。一位车主在网上缴纳违法罚款时发现，此处的过往违法车辆竟有62万车次。
佛山交警发布通报回应，该路段的抓拍设备于2020年3月8日启用，截至2021年4月1日，累计抓拍交通违法行为并非网友所说的62万车次，而是18余万。根据这一数据，按照每次罚款200元计算，累计罚款所得也超过3600万元。
一年之内，抓拍到如此大量的违法，是否涉嫌逐利性执法？全国人大代表、重庆索通律师事务所律师韩德云很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他公开提出，据统计2020年全国交通罚款总额3000亿元左右， 社会与法网，平均每车罚款逾千元。数字如此之高，或和电子警察“滥用”有关。韩德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电子警察使得判断违法、违规变得非常简单，这种情况下， 中国时代通讯网，如果对它应用执法权的各个环节、程序不加以严格的监督和管理，很容易走偏。
被滥用的担忧和逐利性执法嫌疑背后，电子警察监管空心化问题被长期忽视：设置电子警察的位置、标准由谁来决定和监督？大量的罚款收入去了哪里？
“超级电子警察”时代
中国第一台电子警察出现在1997年4月， 青海资讯网，在深圳福田区的新洲/红荔路口“上岗”。当时，这个位置相对偏僻，司机路过此地违法驾驶是家常便饭，重大交通事故频发。第一台电子警察安装在该路口后，不到两个小时，一卷36张底片的胶卷便拍完了，当天更换了3次胶卷，拍了100来张车辆违规的照片。三个月后，公安部要求全国23个城市和有条件的中小城市推广深圳交通监控系统查处违法的做法，电子警察就此普及开来。
早期，国内电子警察安装数量、位置成谜。直到2009年4月，《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施行，根据规定，电子警察位置要向社会公布。许多城市开始第一次公开了电子警察数据。当时，深圳、北京、上海的电子警察数量远超国内其他城市，分别是2178个、1958个、1740个。同一时期，杭州有1043个、广州为462个，绝大多数二三线城市都只有几百个。
机动车数量的跨越式增长，带动了电子警察数量的大幅增长。2009年，全国机动车保有量是1.86亿，机动车驾驶人数1.99亿。而到2020年时，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3.72亿，机动车驾驶人达4.56亿。数字增长均在一倍以上。
车和人都多了，对交管部门来说，管理难度不断加大。然而，多地都面临着交警警力不足的现实困境。
编制有限的前提之下，能弥补现场执法警力不足、扩展交通管理时间空间的电子警察进入了快速铺开的时期，各地都开始加强对城市道路交通的监控管制，并进一步建设智能交通指挥中心。2013年，北京市的电子警察相较最初公布时，数量已翻数倍，达8368个。2014年初，上海市的电子警察达3257个。
经过了早期粗放的“数量式”增长阶段后，含有更高技术含量并且集成了智能算法、数据分析的电子警察产品，为各大城市带来了新一波“换机潮”。中投顾问在2017年撰写的一篇名为《智慧交通成为电子警察增长引擎》的产业研报中指出：电子警察高清化发展的趋势，使得采集的图像在清晰度上有了大幅提升，与原有的“电子警察”监控设备相比，这些高清抓拍摄像头还实现了360 度旋转，监控的内容也从闯红灯信号、轧黄线等，扩展到车牌识别、违法停车、闯禁行、违法调头、违法变道、违法超车等数十种。
电子警察的功能，还在不断推陈出新。因道路上的车辆大规模增加，拥堵已成为城市交通新难题，应运而生的鸣笛、加塞等行为，也成为整治难点。以鸣笛来说，许多城市市区都有禁鸣标志，但车喇叭声依然此起彼伏。交警哪怕听到、看到了，只要驾驶员不承认，也会因缺少有力证据而难以查处。2016年左右，声呐电子警察问世。一旦有车辆鸣笛，系统会自动探测鸣笛位置，识别鸣笛车辆车牌号，并将声音转换成特殊波纹采集， 中国科创新闻网，留存证据。
随着智能手机的发展，除了车辆自身的违法行为之外，车内驾驶人的交通安全违法行为，也被纳入电子警察监控范围。统计数据显示，2016 年，浙江省开车使用手机等导致的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占省内所有交通事故死亡人数的 44.3%。多地交警部门表示，开车使用手机已是道路交通安全的大敌，将重点整治。北京市就在去年9月上线了570余套专门针对驾驶时接打查看手机、不按规定使用安全带这两项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抓拍的电子警察。